○吴学昭
1997 年和 1998 年,女儿钱瑗、丈夫钱 锺书相继离世,留下杨绛先生一个人在悲 痛中独自“打扫战场”。她将钱先生的手 稿分作三类:第一类是读书心得,第二类 是中文笔记,第三类是外文笔记。后者在 容量上大于前两者总和,多达三万五千页, 缺乏时间记载,间有遗失毁损,内容涉及 英、法、德、意、西、希腊、拉丁等七种 语言文字。对数量如此惊人的手稿,研究 内容分类归属,给原先随意排列的次序, 重新编排合理的顺序,整理出一份更好的目录,绝非易事!合适的主持人才又往哪 里去找?
杨绛先生经过再三考虑,决定向德国著名汉学家莫芝宜佳 (Monika Motsch) 博士与其丈夫莫律祺先生 (Mr. Richard Motsch) 寻求支持帮助。莫芝夫妇知难而上,毅然接受杨先生的重托。2012 年 4 月,夫妇俩来到清华,一头扎进档案馆,协同商务印书馆的有关团队制定计划,开始了《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的编辑整理工作。在他们坚持不懈的共同努力下,2015 年底,《外文笔记》 全 48 册附总索引 1 册正式出版。
笔者以为,莫芝宜佳当年的决定,恐不仅系意识“这是向全世界开放的,对民间交流的慷慨贡献”,还基于她是钱锺书先生的知音,她与钱、杨两先生的深厚友情。
自从社会上广泛流传钱锺书先生的一句名言:“假若你吃了鸡蛋认为不错,何必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据最早透露
这句话的杨绛先生说,钱先生当时是为了婉辞一位坚持采访的外国作家而说的。听说这位作家神通广大,受到多方引荐,不过钱先生最后还是没有接受采访。这以后确使一些跃跃欲试的外国学者、作家、记者知难而退,也有读者以为钱先生对“老外”采访不感兴趣,一概回绝。其实不然,钱先生不但亲切接待过许多外国学者,还和他们建立了持久的友谊,德国著名女汉学家,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莫芝宜佳(Monika Motsch)就是其中的一位。
莫芝宜佳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用汉语写的文章明快活泼,调词遣句十分到位。难怪钱先生说,中国人看到了都会惊叹说:“但愿我能用外语写出这样灵活的散文!”
她原来中文名字按音译叫莫尼克,见了中国朋友或电话上自我介绍,总说:“我叫莫尼克;莫斯科的莫,尼姑的尼,克服的克。”钱先生觉得不雅,为她起名“莫芝宜佳”,既好听又好记,兼顾了她的姓(Motsch)和名(Monika)。她“感谢钱
先生赐我以佳名”。此后,再自报姓名,常补充说:“这中间的‘芝’,不是‘芝麻’,而取意‘灵芝’,是很好的意思。”平时简称莫宜佳。
莫芝宜佳出生在德国的一个学者家庭,父亲在大学教授英美文学,母亲也教书,是研究古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专家。莫宜佳上中学的时候就学了希腊文,兼通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在海德堡大学,她最初研究古希腊文,后来虽主修英美文学,面很广,涉及整个欧洲,辅修中文。因为研究英美文学,她曾远渡大西洋赴美国密西根大学留学深造。她的博士论文题目是《艾兹拉·庞德与中国》,这篇作品被钱锺书先生点赞为“博雅”之作,后被收入文学理论大师加达莫和英美文学研究的卓越权威苏纳尔等人主编的丛书里。
尽管庞德对中国的理解,钱先生评价不高,笑话他“一知半解,无知妄解,煞费苦心的误解”;莫芝宜佳却正是通过对庞德与中国的研究,留美期间又结交了一些中国学者,激发了探讨中国文化的兴趣和决心,转而开始一门心思研究汉学的。
20 世纪 70 年代,德国大学汉学系的课程从儒家、道家的经典著作开始,也讲授新中国的革命文学。莫芝宜佳系统读了《孔子》《孟子》《庄子》等巨著,也学了中国近代文学,甚至接触到当年在中国风行一时的革命样板戏;她对中国文化的
印象是“神秘而陌生”,感到与西方文化迥然不同。这一印象直到 1978 年秋参加了在意大利举行的欧洲研究中国学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听了钱锺书先生所作的专题报告,才开始转变。那是中国学者经过“文化大革命”,与欧洲和世界隔绝十多年后首次登上国际论坛。莫宜佳对此记忆犹新,她说:钱先生用英语演讲,完全不看讲稿,旁征博引,脱口而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正是钱锺书先生的精彩演讲使我意识到东西方文化虽然不同,但在文学技巧、文学题材、文学理论方面,往往有相通之处,存在高度类似,完全可以各放光明,交相辉映。她曾这样写道:“和钱先生相遇,
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折点,他为我打开了中国文化之门,认识钱先生,我突然发现我以前想象中的中国文化是不完整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局部。”她于是潜心研究钱先生的作品,并决定翻译《围城》。“这项工作,为我大大开阔了眼界。”她说。
由于《围城》翻译方面的问题,莫芝宜佳开始了与钱先生的交往。起先是书信往来,钱先生用毛笔书写的信笺,行文明畅雅洁,剀切中理,字体非常美观;尤其是所引用的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等,亦用毛笔写出,使她啧啧称羡称奇。
莫芝宜佳与钱锺书先生和杨绛女士第一次见面是 1982 年夏天,《围城》的德文翻译过程中遇到一些疑难问题,需向钱先生当面请教。她那时住在北京大学,听说了“鸡蛋和母鸡”的故事,还有人告诉她,钱先生家的门上装有一个“猫眼”,是杨绛女士专门用来挡驾不速之客的。
莫芝宜佳登门之前,心中不免忐忑不安,见面以后,发现钱杨夫妇真诚友好, 自己的担心完全多余。谈话全部围绕《围城》翻译中遇到的困难,钱先生就她的提问一一作答,答问时随手找出一些中外文书籍,很快翻到某页,让她自己看。莫芝宜佳对钱先生的博学和不同寻常的记忆力很为吃惊。经与钱先生一番探讨,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钱先生则对莫宜佳研究《围城》之精深细致也很欣赏:截至那时为止,还没有哪一位读者或译者发现她所发现的一些印刷错误,以及作者失察的一个叙事破绽。莫宜佳给钱杨夫妇留下的印象是“聪明可爱”,所以她临别时请求钱先生为《围城》德译本作序,钱先生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并在序言中称赞她“对中国近代文学有广泛而亲切的认识,善于
运用汉语,写出活泼明净的散文……”
《围城》德文译本 1988 年在德国出版发行,受到热烈欢迎。德国著名的媒体如《明镜》周刊、《法兰克福汇》等纷纷发表书评,评价很高,认为钱锺书先生完全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09 年,舒默—格拉芙出版社重新出版《围城》,莫宜佳亦为此荣获法兰克福书展的翻译大奖。
据说德国有读者在阅读德文版《围城》时,为书中内容吸引而笑出声来,这固然由于语言的幽默感是《围城》原著贯穿全书的一大特色,也与莫芝宜佳精心锤炼德语译文,力求保持原著风格有关。译者不仅通晓汉语和欧洲多种语言,本身也极富幽默感,所以译文能够传神。听杨先生说,钱先生也认为,在《围城》众多的外文译本中,以莫宜佳的德语版译文最佳。
杨先生保存有莫芝宜佳的一些来信,其中许多封信内容生动,语气幽默,曾使钱杨夫妇在收读时捧腹大笑。例如 1984 年11 月 21 日写给“敬爱的钱教授”的一封:“恭读来信,一切恍然大悟,问题都解决了,对我是莫大的鼓舞,一骨碌就把《围城》翻译完了。‘大作’完成,如释重担……您的华诞快要到了,高兴在心头,即兴赋诗。用词粗俗,难登大雅之堂,不敬之处,尚请海涵,斗胆敬上。”
她祝钱先生“松柏长青,寿比南山”,并附上一份别开生面的寿礼:她自己创作,自己书写和装帧设计的《〈围城〉人物拜寿》(中外诗歌联唱)一册。《围城》里的人物租下金华的欧亚旅社,请了钱锺书先生、杨绛女士和他们的一些朋友,还有各国《围城》的译者,共同庆贺钱先生生日。方鸿渐、苏文纨、唐晓芙、孙柔嘉、高校长、李梅
亭、董斜川等《围城》人物,连苏州寡妇和阿福、李妈也都一一登场,或独白或共咏、对唱、合唱,为创造了他们这帮人物的作者钱锺书先生祝酒贺寿。方鸿渐的祝酒诗中文加英文;苏文纨说法语;高校长的贺词具有其生物研究专业特色;苏州寡妇吴侬软语妩媚腔;李梅亭和阿福对唱对骂,大家劝和,罚酒三杯;德国译者用德语吟唱,各国译者接着大声合唱,钱先生为大家将洋诗译成中文;董斜川虽随众鼓掌,内心却对洋诗不服,起身独吟中国旧体诗“君本无锡人,狂笑人兽鬼……”最后方鸿渐独唱,又偕赵辛楣先后领唱,众角色以中英文热烈齐唱“Happy Birthday, Daddy,现在您的孩子们要给您磕头 !”人物个个性格鲜明,语言幽默诙谐,妙趣横生,诗册并附有图片多幅。
钱先生在《围城》里写入了大量中国和西方的谚语典故,莫芝宜佳在认真解读和翻译诠释这些被她称为“水乳交融”的中西引文时,体验到一种中西文化交流和语言翻译艺术的快乐,并由此摸索出一条研读《管锥编》的捷径,《围城》是被她当作《管锥编》的“艺术前奏曲”来读的。
钱先生的皇皇巨著《管锥编》一经出版,立刻引起海内外学者的注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说:“《管锥编》给汉学打开了一个比较研究的新局面。”尽管由于它的卷帙浩繁,除了大量诗词,还涉及文学、史学、哲学、宗教、绘画及寓言等各个方面,征引中西经典书籍之广博,前所未见;加上作者采取旧式读书笔记体裁,不分段落,又用文言文写,曾使不少读者望而生畏或初读时感到困难。“聪明”的莫芝宜佳第一次打开《管锥编》时,亦曾感觉“典故像炮弹似的打在身上”,令她手足无措;不过扎实的汉语基础,掌握欧洲多种语言的优势以及丰富的文史哲
知识帮了她的大忙,在中国朋友的帮助下,并参考中国研究《管锥编》的专著,她的研读终于较快进入佳境。
她一眼看出作者之采用典雅的文言,用意与“伊索式寓言”的迂回隐晦相同,以致钱先生也承认他的“这个用意逃不过
莫芝博士的慧眼”。
莫芝宜佳将《管锥编》比做“一座中国式的魔镜”,她敏感地意识到《管锥编》有双重用途,“一方面它像一部电脑,储
存了很多文学实例;另一方面它又提供了很多专门研究的题目。对西方汉学家来说,这部著作用途很大:它提醒人们不要对中国文学做不切实际的总体评价,它以全部中国经典为罗盘,利用西方文学指示接触点,为运用西学方法研究中国文学指出了道路。”
莫芝宜佳对《管锥编》系统研究以后,将所受到的启发,所体会到的新理念,运用于对杜甫的观察分析中,写出了《〈管锥编〉与杜甫新探》的专门著作。1993 年1 月,钱先生欣然为之作序,称赞“莫芝博士也许是西方第一个‘发现’《管锥编》而写出一系列研究文章的人”,并夸她的研究“精思博涉”。该书于 1994 年由法兰克福欧洲科学出版社出版,2001 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文译本。
钱先生为莫芝的新书作序后不久就住院了。这以前她跟钱杨夫妇一直书信往来不断,每次来北京总要去钱家看看,彼此由学术交流而加深相互了解,建立起深厚的友谊。莫芝的双亲与钱先生和杨先生年龄相差无几,她像对待自家长辈那样敬重和关心他们。尤其 1994 年 7 月底钱先生患肺炎高烧住院,8 月下旬动手术割除膀胱癌块,手术虽然成功,肾功能发生衰竭。莫芝宜佳来京看望钱杨夫妇,正值钱先生在医院抢救,杨先生住院陪护,因此未能
见面。她只在三里河家中看到钱瑗,得知钱先生的病情,杨先生的劳累,心上不安,更多牵挂。
钱先生卧病以后,莫芝宜佳的来信就由杨先生回复了,从此往来越来越密切。莫芝读过杨先生的许多作品,特别喜欢她的散文。杨先生的信,也像她的散文一样,淡雅隽永,清新动人。医院生活,人生感悟,事无巨细,娓娓而言,虽然相隔万里,有如当面倾谈,感觉十分亲切。杨先生在爱女钱瑗去世和钱先生最后四年生病的艰难时日,表现出的坚强和镇定,尤使莫芝深受感动,钦佩不已。
钱先生去世后,莫芝宜佳放心不下杨先生,一直想来看望,杨先生劝她别来,但她还是来了。1999 年暑假,跑到三里河
一看,宿舍区变成了一大片工地,满眼砖瓦沙石、建筑垃圾,钻孔机、电锯声尖利刺耳。原来有关单位为迎接国庆五十周年,正在大事装修,杨先生实在受不了可怕的噪声困扰,躲到大连去了。
莫芝赶去大连会见,她轻拍杨先生的手臂,摩挲她的肩背,以西方的习惯方式对接连失去两位亲人的杨先生表示深切的哀悼和慰藉。听说杨先生正在翻译柏拉图的对话录之一《斐多》,试图全身心地投入一项“力所难及”的工作而忘掉自己(心上的伤痛),她深表理解和同情,觉得杨先生向希腊先哲借用智慧以“能战胜死亡”是非常聪明的选择。她鼓励杨先生克服困难抵于成,后来还为杨先生的《斐多》中文译本写了序言。她写道:“《斐多》描
绘的是哲人苏格拉底就义的当日,与其门徒就正义和不朽的讨论,以及饮鸩就死的过程。在西方文化中,论影响的深远,几乎没有另一本著作可与《斐多》相比。因信念而选择死亡,历史上这是第一宗。”
她们在大连逗留几天,一同飞回北京。莫芝宜佳有幸见到杨先生整理中的钱锺书先生浩如烟海的笔记手稿,她像勘探队员发现了富矿,不胜雀跃欢喜。钱先生的外文笔记是 1936 年在牛津大学图书馆 (Boldein,钱先生译为饱蠹楼)读书时开始作的。那里的图书向例不外借,进馆读书只准带笔记本和铅笔。不过钱先生的外文笔记许多是经过反刍写成的,并非全在饱蠹楼边读边记,这一习惯保持了半个多世纪。所记的原文摘录,有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拉丁文和希腊文,内容涉及文学、哲学、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各个领域,乃至通俗小说、
笑话、大辞典和百科全书等。钱先生原先准备依据外文笔记的积累,用英文写一部西方文学的著作,作为《管锥编》的续编。如今这个愿望虽然落空,莫芝宜佳认为,钱先生的外文笔记“还是一部很特殊的西方文化采集,可以不断激发未来中西方学者的灵感。”她赞同杨先生出版钱先生的中外文笔记和读书心得,让钱先生孜孜积聚一生的知识“活下去”,为有志读书求知者所用。
下一年暑假,被钱先生的笔记手稿“馋”得不得了的莫芝,再次飞来北京,帮助编排了钱先生留下的全部外文笔记,计笔记本 178 册,34000 多页。在三里河,与杨绛先生朝夕相处,工作之余,闲话家常,钱先生一家生活的点点滴滴,都使她更加思念故人,心疼杨先生。所以 2003 年 6 月,当她读到杨先生的新作《我们仨》时,心情分外激动,立刻在她所任教的波恩、爱尔兰根大学开了专题课,用比较文学的观点分析这部作品,随后又把《我们仨》译成了德文。
2003 年 8 月,莫芝宜佳寄了一部近作给杨先生,属于一套论中国文学的丛书中的一册,丛书共十册,第三册的作者是莫芝宜佳。杨先生惭愧说:“我的书她能译成德文,她的作品,我却连题目都读不懂。可惜钱先生不在了……”
莫芝宜佳一直与杨先生通信,杨先生心上也像家人似地牵挂莫芝夫妇。有一年春夏忽然没了两人的消息,去信也不见回音,杨先生怕他们发生意外,很是担心。他们后来听说,甚感歉疚,原来两人休假,上希腊的一个小岛去享受大自然了,终日陶醉于阳光、海水、树丛、神庙和古典文化之中,不上网也不打电话,与世“隔绝”, 逍遥自在。
2006 年 5 月,莫芝从波恩来电话,他们夫妇将联袂访华,此来专为访问老朋友,主要看望杨先生。因为杨先生近来听力较差,嘱我转达。
老友远来,不亦乐乎?杨先生平常清静的客室顿时充满了欢声笑语。绅士风度的莫律祺教授向杨先生行吻手礼,杨先生笑说:“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受到这样的礼遇了!”Richard 除了德语,一般用英语或法语与中国朋友交谈,但在汉学家妻子的熏陶下,又跟磁带自学,也能听懂一些汉语,说点家常话。所以当杨先生戏称他“洋女婿”,他欣然点头答应,很乐意接受这个称呼。杨先生背诵了一首她备考清华时学的德国诗歌,德国客人为她语音的准确,记忆的清晰发出惊叹。
莫芝夫妇给杨先生带来一册白绿黑 (David Ludwig Bloch)创作的木刻集。白绿黑先生是一位在德国出生的犹太艺术家,版画全是他在上海流亡期间(1940—1949)创作的,木刻由他亲手印出,逐一签名,还加盖了他中文名字的红色印章。这是 Richard 在德国举行的一次书展中发现的,想到杨先生一家那时也在上海生活,可能会有兴趣就带来了。杨先生很是喜欢。
真得感谢这位白绿黑先生对上海长期细致的观察,对劳苦大众的深刻理解和同情,当年上海孤岛的市井风情,众生百相,都被他巧妙捕捉,生动再现于他的版画之中。从涂着 Coca-Cola 广告的双层公共汽车到车身内外人头攒动的有轨电车,从老虎灶到当铺、杂货摊、香烛栈到墓地、棺材行、路边的剃头匠、馄饨担、奔跑街头的黄包车夫、卖大饼油条的小孩、芦席遮盖的乞丐饿莩、戴着吕宋帽的安南巡捕、神气活现的红头阿三,还有形形色色的上海市民生活景象,这一幅幅熟悉的历史画面,使杨先生很难不触景生情,回忆起与钱先生及钱瑗在上海一起度过的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一向不大在书上留字的杨先生,提笔在木刻集的扉页写下:“Richard Motsch 赠 杨绛存”。
杨先生送给莫芝夫妇一本不久前三联北京出版的《我们的钱瑗》,这是一册由杨先生作序的小书,收录的全是钱瑗的同学、同事、朋友和学生的回忆,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也没有华丽的词章,就是一个个看似平凡的小故事,琐碎的细节,却将一个诚实、善良、方正和执着努力的钱瑗,复原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也许是受到《我们的钱瑗》的感染,或是出于对故友的思念,莫芝夫妇离京前,特意来到钱瑗学习和工作了几十年的北师大校园,在她生前每天都要走过的一株雪松树下默立致哀,摄影留念。他们听说,钱瑗也像父母约定的那样,身后不留骨灰,但是心爱老师的学生实在舍不得,悄悄捧回她的骨灰,埋在了她熟悉的这株雪松树下。
作为杨先生近年“打扫战场”的一部分,她把母亲传下来的两件核雕精品送给莫芝夫妇留做纪念。杨先生说:“核雕体积小,你们远道旅行,路上好带。”两枚核雕经过多年把玩擦拭,乌光锃亮,呈棕红色。一枚上面镂雕形态各异的十八尊罗汉,一枚雕的是猴妈妈怀里抱着四只小小猴。作品刀法流畅,图像形神具备。德国朋友从没见过这样精致的核雕,惊喜得欢叫起来。
如今,十八罗汉和猴儿一家都已在波恩定居了,跟他们一同落户的,还有一只既漂亮又可爱的瓷质小猪,那是临别时我
塞给莫芝宜佳的。我半开玩笑地对她说:“记住,你可要保护小猪完好,杨绛先生属猪 !”
莫芝宜佳当真了,每次来信总不忘说“小猪完好”,有时还告知:“小猪已经跟猴儿全家成了朋友”,“小猪眨眨眼,
溜到 Richard的书桌上去拜访十八罗汉了”。而我去信总首先报告:杨先生健康。
“小猪完好”,“杨先生健康”,成了身处欧亚大陆两端的我们相互通邮的关键词。祈祝杨先生健康,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其后几年,莫芝宜佳没有再来中国,不过时常来信。即使赴希腊的小岛度假,也不忘寄奉当地风光的明信片,带来远方
的问候。莫芝九十岁还能背诵《伊里亚特》《奥德赛》的母亲,刚过生日后不久遽然辞世;她悲痛不已,从杨先生的信中得到慈母般的关怀和安慰。
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莫芝宜佳撰作长文纪念。她对钱先生的知遇之恩,心存感激,坦称:如果不是钱锺书先生,她的
人生不会像现在这样充实而多彩。与钱先生的相识,就像一把“金钥匙”,或是《一千零一夜》中阿里巴巴唤开宝藏山洞的“芝麻开门”咒,开启了她通向中国文化的大门。与钱锺书先生和杨绛女士的多次会见和通信,对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莫芝借用苏轼的《闻辩才法师复归上天竺寺》,褒扬“锺书法师”文学和艺术的成就:
道人出山去,山色如死灰。
白云不解笑,青松有余哀。
忽闻道人归,鸟语山容开。
神光出宝髻,法雨洗浮埃。
莫芝说,在先生百岁诞辰之际,让人深刻领悟到:死亡并不是他生命的终点,在作品中他得到了重生。
被钱杨赞为“聪明可爱”的 Monika, 真不愧是钱锺书先生的知音。
钱杨著作德文译者
悼念杨绛先生杨先生去世那一天,清华大学学生自发组织起来,叠了上千只纸鹤,用这个美丽感人的仪式为杨先生送行。在中国和西方文学里鸟(都)会送信,就让我们托白鹤给杨先生带去几句话。
尊敬的杨绛先生,亲爱的老朋友:
您充满传奇的生活道路已走完。那是生活磨难迭出的岁月、漫长而经历丰富的 人生路,您奇妙地把它创造成奇迹。作为作家,您创造了机智、充满刺激的著作。这些作品深深感动过国内外无数读者,让他们得到快乐和安慰。今后也依然会让读者爱不释手。
您无微不至地照顾家人和朋友,钱先生惊人的创作成就中也有您的汗马功劳。您们是一对令人羡慕的夫妇,您们的爱情和婚姻无论过去还是将来,都散发出无与伦比的活力和魔力,感动和感染我们所有人。
杨先生,我们满怀感激、默默向您鞠躬。
莫律祺和莫宜佳
2016 年 5 月 26 日 德国波恩